（历史学家杨树标）（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雷云）轰动全国的“杨树标事件”在1983——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浙江发生了一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污染事件”。根据中纪委领导的指示，浙江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组成调查组，就这一事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雷云受命担任调查组组长。这就是当时在全省乃至在全国都闹得沸沸扬扬的“杨树标事件”。2009年7月30日下午，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启真公寓，杨树标教授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说，2009年2月上旬，他接到省委宣传部关于参加2月12日举行雷云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的电话通知，他吓了一跳：雷云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雷云同志怎么了？是不是他的病加重了？或者……他没敢想下去，一时竟愣住了。雷云怎么啦？当他想详细询问时，电话里已传来“嘟嘟”的忙音，对方已将电话搁下了。放下电话，杨树标的心一下子像被堵上了一团乱麻。雷云是在他生命历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这种作用，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对一个把道义看得比生命重要，把名誉看得比金钱重要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无法度量的。现在，这个曾经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也许面临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不然，省委宣传部怎么会召开有关他的先进事迹座谈会呢？纵观中国先进人物报道的规律，要全面总结宣传一个人的先进事迹，必须盖棺才能定论，中国的许多先进典型都是离开人世后或将离开人世时才进行宣传的。现在要为雷云的先进事迹召开座谈会，这对他这个曾接受过雷云恩惠，一直关心着雷云的人来说，这绝对不是什麽好消息。他知道，雷云曾得过癌症，做过大手术，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看来，现在情况不妙。2008年是杨树标人生的一个坎，先是胃全切除，继而是胆全切除。两个脏器的切除使他成了“无畏（胃）战士”和“无胆英雄”，虽然是无畏无胆的英雄了，而原本敦厚壮实的壮汉，体重却从160斤猛跌至不到110斤，纤瘦得若猛转身就会有摇晃感。手术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他已经拒绝了大部分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但是，省委宣传部的这个“雷云先进事迹座谈会”，自己身体再怎么差也得去，只要能爬起来，他都得去参加。与雷云相识已经25年了。25年前那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算不上惊心动魄，但却也沸反盈天，甚至闹得全国都沸沸扬扬的“杨树标事件”，足以使他铭心刻骨，永生难忘。正是雷云给这一可能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无穷烦恼和麻烦的事件做了“盖棺定论”，才使他从麻烦中摆脱出来。全国清除精神污染大案“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生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1931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这句话其实是作家冯雪峰在回忆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时提到的，文章曾经发表在《人民日报》。杨树标引用这句话，就是想告诉大家，蒋介石最起码是个强大的敌人。“但就是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4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后者还专门派了调查组。“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6期《50年曲折<民国史>》作者：王刚)1984年春节后，新学期开学初的一天傍晚。“树标，你闯祸了！”妻子孙国芬教授一进门就这样对他说。“闯祸？闯什么祸？”杨树标惊讶了。“我埋头做自己的学问，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妻子是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报纸。“你看看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是不是你？”他从妻子手中接过报纸，是当天的《杭州日报》。报纸上一篇署名为“木易”的文章，内容竟是“评两个半”。杨树标不由得一楞，这讨厌的“两个半”，烦人的“两个半”，已经沸沸扬扬了好久的“两个半”，不是自己又会是谁！“两个半”是杨树标讲课和做报告中曾提到过的一段逸事，那是他在做有关蒋介石的讲座中所引用的一段史实：1933年，冯雪峰在与毛泽东谈天时说到，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这段掌故是冯雪峰写文章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有关“两个半”的这段史料，他曾多次在讲座中引述，目的无非是为了表明，蒋介石这个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是草包，因为他也了解中国国情。但是，这段话随后便在学术圈内乃至坊间流传开来，越传越广，越传越邪，在传播的过程中，其内容慢慢发生变化，到后来传播者将日本人去掉了，将冯雪峰去掉了，这“两个半”的出处竟成了杨树标的原创，变成了“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师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国情，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开始，杨树标不以为意。胡说八道！简直是瞎传！但是，没想到这个“瞎传”的关于“两个半”的传言越传越广，传得全国都知道，直至北京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向他核实此事，他才感到这个荒唐的传言有些过分。但是，在他心里，这也就是一个过分的传言而已。因为他相信史学界的同行是知道这段话的出处和背景的，但大部分人并非“史学界”的，一些人惊讶：这个老师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这样讲话！也有人闻之义愤填膺：这位老师站在什麽立场上讲话？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竟敢这样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怎能如此信口开河！面对越来越多的熟人来向他求证，曾以一笑了之的杨树标终于笑不起来，笑不出来了。怎么回事？传言竟然还会有这么大的功效，竟传得面目全非了，这可真是众口铄金啊！现在这件事都捅到报纸上去了，问题更严重了！木易在报纸上对“两个半”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个历史系老师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蒋介石能与毛主席比？是蒋介石了解中国国情还是毛泽东了解中国国情？如果说蒋介石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国情，他怎么会被毛泽东打败的？现在，情况更加复杂了，不是他说的话现在在报纸上白纸黑字张冠李戴成他的了，他的“错误”已被弄到报纸上去了，中国的国情是，事情一旦上了报纸就麻烦了，尤其是《杭州日报》还是党报，性质就更严重了。怎么能这样断章取义？怎么能这样不加调查地轻信传言？怎么能这样不作分析妄加批评？杨树标感到莫名的恼火。文章说，这位在省内颇有名气的历史老师，在一次次讲课中、讲座中反复讲这段话，这难道不是哗众取宠吗？他把毛主席放在什么位置？把共产党放在什么位置？在他眼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高明得多，国民党要比共产党伟大得多，这是什么立场？这是美化国民党，美化蒋介石，贬低毛泽东，贬低共产党的。面对批评，杨树标也感到无法容忍。本来一个极简单的问题，只要经过查证就可以搞清楚，但经“木易”这么一上纲上线，完全成了政治问题了！紧接着，有消息传来，在舟山召开的全省马列主义教师备课会上，在“六通寺”马列主义教师备课会上，省里的一位领导在几次有全省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地多次点名批评杨树标的错误言论。并且，还有消息传来，杨树标的错误言论已经被上报到中纪委，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事后经证实，这并非传言，而是事实。这些消息如早春的料峭春寒袭来，使杨树标感到阵阵彻骨的寒意。杭州大学距离西湖不到两公里。那天晚上，杨树标独自出来散步，不觉间已来到西湖边。黄昏的西湖一片冷清，人迹寥寥，寒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岸柳少女柔发般的柳丝此时已成干枯的枝条，在寒风中发抖。杨树标心情烦躁，他需要在冷风中清理自己的思绪，他需要思索一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文革”已经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已被否定，全党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开始在党内恢复的1984年，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杨树标绝对没料到，《杭州日报》的批评文章还只是一个序幕，一场风暴正悄然向他袭来。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你的立场呢？“杨老师，校纪委冷书记让你上午9点去找他。”历史系办公室的老师通知他说。纪委找我，会有什么事？杨树标感到纳闷。他匆匆收拾了一下备课笔记，赶到了校会议室。“是这样，省纪委的同志要找你核实一些情况。你反正实事求是吧，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冷书记并不冷，他的态度一直是比较热情的。在校党委会议室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经介绍，他是省纪委的处长。冷书记在一旁陪着，始终带着微笑的脸，不时地看杨树标。“我们来，是要核实一些你在讲课中讲过的话，请你如实回答。”处长一脸凝重。终于来了！杨树标在心里说。2009年7月30日下午，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启真公寓，杨树标教授向笔者回顾了当时的情景：当时整理我错误材料的人水平比较低，连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却就对我的问题妄下定论。那位处长问我：你有没有说过，“国民党曾经是一个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我说没错，我说过，怎么啦，这句话有错吗？请问错在哪里？你这样的话还没有错？你的立场呢？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我说我的立场非常正确，我说的话没错，一点也没错。国民党当然是有历史传统的，国民党的创始人是孙中山，毛泽东还是国民党员，还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呢！什麽？你说什麽？毛主席是国民党员？还当过国民党的部长？处长恼火地同时又吃惊地责问。“我当时很恼火，这样的水平，也要与我对话！我也是很厉害的，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点知识只是连环画的水平，你不配和我对话，说老实话，你给我当学生都不配！”他追述道。杨树标的话如一把刀刺进了这位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的心里，刹那，处长的脸涨得通红，但是，他终于将满腔的怒火憋回心里。也不能怪这位处长。他虽然也是大学毕业，但他学的是自然科学，不能责怪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通晓社会科学的知识。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的问题，却要由一位连社会科学基本常识也不具备的官员来判断是非，要让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言论下结论，这也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你有没有说过，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处长问。我说我说过。难道毛泽东还比不上蒋介石更了解中国国情？处长继续责问。我说，你们能不能不断章取义？能不能把前后文连贯起来读？怎么能孤零零把中间一句话摘出来，掐头去尾把其他的全去掉呢？那句话是我说的，我每次讲课或做讲座都讲得清清楚楚，只要不是恶意歪曲，只要把上下文连起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我每次都特别交代：这句话是日本人说的，你们要查出处吗？你们可以去找冯雪峰，他了解整个情况——当然你们已经找不到冯雪峰了，他死了。你们也可以到报纸上找，这篇文章是冯雪峰写的，就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哪一天的《人民日报》？显然，我的这句话对处长震动很大，他吃惊地问。哪一天我得查一下，我是人脑，不是电脑。我说。当时，这位处长声色俱厉啊！我当时也是很恼火的。一天到晚在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一个处长在大学老师面前就可以这样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声色俱厉？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也要让处长看看一个大学老师不是白当的。我就开始给处长上课，我说，我是吃这碗饭的，我怎么会说毛泽东是半个懂得中国国情的人呢，谁都知道，是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蒋介石才是半个人。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是懂得中国国情的！整个核实的过程，整个对话气氛很不和谐，好几次都剑拔弩张，很对立，处长受到这位学者毫不客气的奚落和挖苦，很失面子，脸色一直是阴沉沉的。谈话结束之前，杨树标还要继续给处长上课：“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还整人，你们要整我，我无所谓。可我告诉你们，在我身上你们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你们要搞就搞吧，我不怕！”说罢，他拂袖而去。杨树标确实不怕，他有不怕的资本。他学童出身，根红苗正，“血统”工人阶级家庭，入党早，当时他的党龄就已快30年了，可以说他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者，是共产党培养了他，他对共产党也一直是忠心耿耿，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由衷的拥护，他问心无愧。使他不能接受的是，他主动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辅导报告这一任务，几乎无偿地讲了100多场（有的场是讲一场给3至5元报酬，当时可买一只烤鸡），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能承担这样繁重的任务，毫无报酬地去无私奉献的。可是他一腔热情为党和国家奉献，结果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事而被横加指责，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笔抹杀了他的所有成绩，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委屈，他不平，他恼火，这都是为什么啊？作为教师，他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无私地付出，可是自己得到了什么？是误解，是指责，是歪曲，甚至是迫害！自己这又是何苦呢？这次谈话给杨树标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那几天，他一直陷入苦闷之中无法自拔。此后不久，他就听说，省委已组成专门的调查组，就他的错误言论问题进行专题调查。这更使他感到不安。此时他已经豁出去了，他已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等着受处分。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每次运动都会整一些人，在这次全国性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肯定会拿一些人做反面典型，拿这些反面人物当教材，向他们开刀，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但是，会怎样处理自己呢？他心中没底。很快，省委调查组进驻学校开展工作。此时他才听说，调查组组长叫雷云。雷云是谁？他毫无了解。不久，学校通知他，调查组要找他谈话。能谈什麽？像那个处长一样问一些令人可笑的莫名其妙的问题？也许，接下去的见面将是一场较量，但愿这种较量也应该是旗鼓相当。与自己较量的这个没见过面的雷云又将是个什麽样的人呢？这是一个晴朗的江南春日，莺飞草长，柳丝垂绿，走进绿荫缤纷的省委大院，夹道梧桐，桃花怒放，千姿百态，穿行在浓荫蔽日的院内水泥路上，杨树标的心却是阴沉沉的。他是怀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与调查组见面的。在省委宣传部会议室里，一位中等身材，清瘦儒雅的中年男子一见到他，马上伸出手将他的两手握住：“老杨，你好！我们终于见面了！”中年男子脸上露出谦和的微笑，那近视镜片后面的目光柔和而亲切，诚恳而热情。这与他心目中的官员可是判若两人啊。这就是雷云。当这位“杨树标事件”调查组组长没有很官腔地称他为“杨老师”或者“杨树标同志”，一声“老杨”，顿使杨树标感到，他与这位将决定他命运的调查组组长的距离拉近了。雷云留给杨树标的第一印象不错。杨树标不知道，对这次调查，雷云是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下进行的。1984年春，中纪委给浙江省委下发文件，要求浙江省委就杨树标案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调查的任务落到省委宣传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东把刚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不久的雷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罗东说，关于杨树标的错误言论问题，中纪委领导和省委副书记陈法文都已做了批示。根据中纪委领导和省委领导的批示精神，宣传部专门成立调查组，对杨树标的错误言论进行调查，调查后要给出一个结论，向省委和中纪委报告。省委宣传部指定由雷云担任组长。罗东说，这次调查任务不轻，调查的原则就是省委陈法文副书记的批示精神：“要慎重，要核实！”罗东还强调，要慎重核实杨树标的问题，搞清楚他的错误言论的性质，要实事求是，不姑息错误，也不能冤枉好人，尤其是，我们再也不能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了！罗东原是浙江大学教师，到省委宣传部工作时间也不久。与其说他是官员，不如说他更像一个学者。这是雷云就任副处长以来接受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根据宣传部的安排，调查组由3人组成，宣传部理论处两人，分别是副处长雷云和干部吴鸿宾，省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人员陈卿文，组长由雷云担任。哪怕丢掉乌纱帽也不能再制造新的冤案作为调查组组长，雷云的责任最重，他必须对这次调查负全责。可是对这次调查，领导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雷云并不清楚。中纪委对待“杨树标事件”的架势是异乎寻常的重视，也是异乎寻常的严厉，这样的重视和严厉当然意味着是要对杨树标做严肃的处理，否则这件事也不会惊动中央高层，也不会责成省委专门进行调查处理。但罗东部长的态度和陈法文副书记的批示却比较缓和。他不清楚，对“杨树标事件”是慎重核实后严肃处理，还是要慎重对待这件事？慎重的目的是为了严肃处理，杀鸡敬猴？给搞精神污染的人以威慑？还是要慎重地对待一个学者？雷云苦苦领会领导意图，但还是无法领会领导的真实意图。晚上回到家里，他深陷在椅子上长久地沉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妻子几次催他吃饭，他都没有听到。“不了解领导意图，了解了又怎么样呢？”妻子了解了情况的前因后果后说。“难道要按照领导意图去调查，去寻找材料，去下结论？如果领导的意图与事实违背呢，也按照领导意图办？”妻子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主见，她对事情往往有很准确的直感，冷静客观，常常能一语中的。当他为某些问题找不到对策想不出办法时，常常是妻子的几句话就会使他豁然开朗。此时，妻子的话使他猛省，是啊，领导有明确意图又怎么样呢？难道我就按照领导的意图去调查？如果这样，这个调查又有什么意义呢？直接下结论不就完了！如果调查不过是做做样子，实质上内部已经下结论了，这不又是过去那种完全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正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使得许多同志蒙受冤屈，受到伤害！不正是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自己不也就是吃了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亏吗！既然领导派我去调查，就是信任我，既然领导没有明确的结论，就是希望我能实事求是地去调查，还事情以原来的面貌，给领导提供一个明确的也是正确的结论！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绝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带着倾向去调查，违背事实，甚至弄虚作假，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迫害自己的同志！雷云已为自己的调查定了调子。“大不了不要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他对妻子说。“好，吃饭！把那天我没喝完的酒拿来！”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确定了调查的方针后，调查组正式开始工作。雷云带领调查组进驻杭州大学，接着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广泛听取杭州大学领导、历史系领导和有关教师对杨树标的反映；同时，他把杨树标讲座的录音和其他有关材料调出来，整理成文细加研究，对省纪委整理的杨树标20多条“错误言论”逐条进行核实。调查证实，杨树标当时承担了爱国主义教育辅导报告的任务，他在浙江省内做了100多场讲座，在机关、学校、工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讲座效果很好，气氛热烈，很受欢迎。值得注意到是，他所有的讲座都是尽义务的，几乎没有任何报酬。尽管没有报酬，杨树标还是很积极，认真准备。那时候没有小车，许多次去讲座都是自己乘公交车。有一次，他赶到南星桥给一个工厂的工人做辅导报告，途中公交车坏了，那时还很少有出租车，为了赶时间，他跳下车就跑。当他满头大汗赶到会场时，听众已全部到齐了。这些情况使雷云感动。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热情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学者会故意损害党的形象吗？调查组在做了大量外围调查工作之后，决定找杨树标面对面做一次谈话，进一步核对他的言论。就这样，杨树标应约来了。完全出于杨树标意料之外，没有声色俱厉，没有居高临下，对话是在宽松、和谐、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作为学者，杨树标非常认同这样的对话。一旦认同了对方，双方的沟通就变得很容易。因此，他对调查组的提出的问题逐一地心平气和地做了回答。杨树标很快承认，他在讲课中不是没错误，不是没有出轨的地方。他是一个性情中人，面对广大听众，他很需要营造适合听众听讲的氛围，演讲到一定程度时，激情上来了，语言如决堤的江水，刹不住车了，一泻千里。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演讲效果，他连顾忌也忘了，有些能在私下里讲的、在小范围讲的而不便在公开场合讲的出格的话，也就刹不住车讲出去了。虽然此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言论已放松多了，但左的思想仍很有市场，左的意识还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具有左的意识的许多人还处在领导岗位上，宁左毋右还是许多人认定的不犯错误的圭臬至宝。因此，当杨树标的讲话不能百分之百正确，当他的言论出格时，他的尾巴就被人抓住了。经过了先后近一个月的调查，事情完全搞清楚了，调查组将调查的结果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完成后，雷云再次约请杨树标于见面，将调查报告的结论与杨树标谈话。当杨树标得知，调查组将向他公布调查结论时，他很有些激动。看来，自己以往的经验失灵了，将调查结果与本人见面，这更能说明，调查组是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背着人搞黑材料整人的。5月14日，杨树标应约与调查组见面。那次见面，气氛更轻松了。杨树标一走进办公室，雷云就迎上前去，与他握手。“老杨啊，你可要正确对待这次调查啊！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这点事算不了什么，我比你受的冲击大多了，我可是真右派啊！挨过20多年的整，你只不过就是批了一下，你可不要心中有气呵！”雷云一席话，说得杨树标心里热乎乎的。眼前的这位官员似乎与其他官员有很大的不同，根本就没有官架子，平等和善，善解人意，并且非常坦诚，这样的干部，难得啊！此时，杨树标已经了解了雷云人生的大致经历，知道雷云不但被错划过右派，文革期间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挨过整，吃过苦，受尽磨难。“老杨啊，我也要批评你，你的讲话确实有出格的地方，有些话，内部探讨可以，公开讲出来欠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调查组认为，你的错误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件事，你要好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可不能因为这件事背思想包袱呵！”雷云对他说。“我们的调查结束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今天，这个报告与你见面，请你看看，有没有不同意见，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意见有问题请提出来，我们再探讨商量。”说着，雷云递给他一份打印稿。 《关于杨树标同志某些讲课内容的分析报告》 部委： 根据省委领导在中纪委（1984）23号文件上所做的批示，我们对省纪委的《关于杭大历史系讲师杨树标同志错误言论的摘录》（以下简称《错误言论摘录》），从史实上、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同杭大历史系主任金普森、副主任郑云山和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方宪干等对史学较有研究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并请杨树标同志谈了对自己问题的认识。现将我们的分析意见汇报如下。 这个调查报告逐条分析了杨树标的所谓错误言论，对他的言论从讲话的环境，氛围，出处，都逐一做了说明，然后《报告》说： 我们认为对杨的讲课、报告，很有必要作一个总的基本的估价。我们分析研究了杨树标1982年6月在杭州橡胶厂的讲话录音稿（这是我们手头唯一的一份比较完整的原始材料），发现他讲课的基调是宣传了爱国主义，引用了大量史料，又能联系群众思想实际，给人以一定的启迪和较丰富的知识，并且语言生动活泼，易为一般工人所接受。因此，主流是好的。当然，讲课中也有一些不准确、不科学、信口开河的东西，乃至出现某些错误，对此，必须给以严肃的然而是善意的批评，使其引以为戒，接受教训，不再重犯。我们认为，对于一篇文章，一堂课，一个报告，首先要看它的基本倾向是什么，如果基本倾向是好的，那就要给以肯定和鼓励，然在这个基础上指出其缺点和错误。杨树标的讲课和报告，就属于这种情况。 另外，据杭大历史系领导反映，杨树标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内心拥护的，工作是积极的，总的表现是好的。但由于他在反右、“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产生一些个人情绪，这种情绪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在向群众的宣传中对科学性原则的坚持，因而是不足取的。但正因为是一种个人情绪，毕竟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问题有所 不同。5月14日上午，我们同杨树标同志交谈时，着重批评了他的错误，并要求他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组织的审查，杨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我们的批评和意见，决心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克服缺点和错误，更好地工作。我们认为，他的态度是好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杨树标同志的讲课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他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治学态度问题，宣传纪律问题。 以上分析如有不当，请指示。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雷 云 吴鸿宾 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陈卿文 1984年5月16日读罢这个报告，杨树标很感动。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全国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雷云能把报告写成这样，给出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如此宽松的结论，太不容易了！“雷云同志当时这个报告就写得很完整，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个报告既要维护搞我材料的单位的面子，又要坚持实事求是，又要不伤及我的感情，那真是用心良苦啊！”杨树标对笔者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调查报告将我的错误的性质定了调子：是学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这太重要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性质绝然不同，处理自然也不同。看完这个报告，我知道我没事了，我很庆幸碰到雷云，碰到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这样一个好人，一个绝好的好人！”杨树标对这个调查报告非常满意。但是，杨树标满意了，省委宣传部领导能否满意？省委领导能否满意？中纪委领导能否满意？雷云心里可一点也没底。调查结束后，雷云向罗东做了汇报，罗东又向省委报告了调查结束的消息。省委副书记陈法文指示，他要亲自召集省纪委、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听汇报，他要亲自主持这个重要的汇报会，并指名让罗东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群参加。听到省委副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听取自己的汇报，雷云感到了压力。汇报会前一天，他心情不宁。他最担心的是调查的结论不被省委领导接受，如果那样，问题就麻烦了。为此，他忐忑不安。第二天走进会场时，雷云的心里还高悬着一块石头。然而，当雷云代表调查组向省委和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了这次的调查结果，申述了调查组对杨树标错误言论问题的意见后，使他没想到的是，听完他的汇报，陈法文副书记当场表态：“同意调查组的意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就此结束！”省委领导一锤定音。至此，沸沸扬扬波及全国的“杨树标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个结果使罗东感到非常高兴。他本来就不赞成因为讲课中的几句错话而就处理一个老师。作为全省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他很希望能在浙江学术界营造出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宽松的氛围。他曾担心，如果对杨树标错误言论问题进行处理，这将会恶化浙江省的学术环境，不利于学术的开展。现在能有这样一个结局，他感到特别满意。“雷云，你们的这次调查任务完成得很好，分清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做得很好，就应该这样实事求是！”从会议室出来，罗东边走边兴奋地对雷云说。看到理论处副处长王永昌（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罗东忍不住继续发挥：“你们学马列就要像雷云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处理棘手的问题！你们看，雷云这件事处理得多好！”这时，雷云才感到高悬在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杨树标事件”结案后，省委宣传部形成一个文件，报给了省纪委和省委。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件，浙宣（1984）20号《关于对杨树标同志讲课内容审查结案的报告》省委并省纪委：现将雷云、吴鸿宾、陈卿文三同志《关于杨树标同志某些讲课内容的分析报告》送上，请审阅。我们同意“报告”对杨树标同志某些讲课、报告内容的分析，建议以此“报告”的基调为准，请杭大党委找杨树标同志谈一次话，指出他的确有明显错误的观点，希望他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也要鼓励他积极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多做贡献。同时，杭大党委也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杨树标同志讲课、报告内容的审查，就此结案。当否，请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1984年5月23日附：《关于杨树标同志某些讲课内容的分析报告》《杨树标同志1982年6月在杭州橡胶厂讲话录音稿——祖国的昨天》抄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宣传部抄送：中共杭州大学委员会“杨树标事件”宣告结束，杨树标感到心头的郁闷为之一扫。这样的结果出乎意料，省委满意，省委宣传部满意，杨树标本人满意，杭州大学党委也满意。1984年夏，省委宣传部在宁波召开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师备课会。省委宣传部分管教育系统的副部长周群在讲话中介绍了杨树标事件，热情赞扬雷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正确处理了这样一件棘手的问题，为浙江学术界营造了良好、宽松的学术气氛。周群说，此事很得人心，这是对长期受左的影响，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的一种纠正。此事的处理结果对杨树标本人意义重大。他的问题5月下旬有了最后结论，6月，杭州大学领导就找他谈话，任命他为学校教务处副处长。“本来，我从不稀罕当官，但是经过了这件事，我要当了，因为只有当了官人家才能承认你。因此，我当时对学校领导说的话非常难听，我说，什么乌龟王八的官我都要当。”杨树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调侃道。1988年，他升任校长助理。90年代，他担任了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相当副校级）。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后，他回到历史系又当了6年系主任，还兼任教育部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从此，杨树标在学术上一帆风顺。1988年，他晋升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又晋升为博士生导师。他至今共出版专著20余部，论文100多篇，特别是他在研究蒋介石方面在中国名声卓著。1989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蒋介石传》，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此书甫一问世，马上洛阳纸贵，出版社连印了11次，共计发行31万册。此书的出版不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且为我国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台湾对此书高度重视，陈立夫读罢此书深为感动，忍不住给杨树标写信，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台湾的阳明山蒋介石纪念堂专门将此书收藏，直到现在还摆在纪念堂里。杨树标也因此被学界称为“中国蒋介石研究第一人”。《蒋介石传》2008年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又连续印行五次，发行了两万多册。杨树标:在浙江，让我敬佩的人说实在的不多，理论界我由衷佩服的就是雷云。雷云对杨树标事件的处理为浙江学术界开了一个和谐宽松的好头。当时，雷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做法是浙江省此后几十年学术风气宽松的开始，他后来成为省委宣传部分管全省理论工作的副部长，一直致力于这种学术风气的营造。正如他的文友、浙江大学边鹏飞教授所说：“浙江理论界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这是老雷及其前任张少甫副部长、张拯璜主席（省社科联）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严格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理论研究与理论宣传、会内与会外的界限，发扬学术民主，支持不同意见展开争论。从而，形成较为活跃、和谐、宽松、民主、团结的良好氛围，使一大批理论人才脱颖而出，理论创新成果越来越多。”原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在《雷云文稿》序中说：“在雷云同志的努力和影响下，浙江的理论宣传没有发生过误读误导。同时，作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又十分注意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对理论学术研究中的观点分歧采取谨慎处置的态度，在省委的支持和他的影响带动下，为浙江理论界营造了宽松、活跃、团结、和谐的学术环境。”（摘自长篇报告文学《仰望星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雷云的传奇人生》叶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作者：叶辉，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谨以此旧文纪念刚去世的杨树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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